在因疫情影響整整推遲三個多月的全國兩會前夕，2020年5月18日下午兩時許，新華社高級編輯、香港國際網絡電視臺總顧問、有關部門輿情與信息安全總局負責人、新華社原內參總編楊兆波先生與中國夢思想理論體系原創者、中國夢三五戰略工程組委會執行主席、首都高校博士團發起者、中國頂層智庫拓維智庫創始人王毅院長在北大南門中道講習所進行了長達八個小時的關于后疫情時代與智庫決策的系列對話式座談，談話內容圍繞“新時代西部大開發”、“社會啟蒙與思想智庫引領”、“智庫賦能與智庫基地建設”、“后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重啟”、“治理能力建設與治國理政思想”、“從馬克思的《資本論》到智庫時代的‘智本論’”、“中國范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極形塑”等七個主題展開。
一、新時代西部大開發
王毅院長首先就黨中央國務院剛剛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發表了看法：“從當前后疫情時期的國際國內形勢及其它各種條件來看，西部都是我國區域發展的一顆重磅棋子。根據文件，強化舉措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是黨中央、國務院從全局出發，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新要求，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首先從需求側來看，出口、消費和投資是拉動經濟的主要力量，被經濟學界俗稱為“三駕馬車。”但是到了后疫情時代，由于出口的放緩，促進消費和投資便成了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性舉措。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正是以促進西部地區的消費與投資，來帶動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西部經濟一活躍，就能加強東中西區域經濟的流動。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解決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最重要舉措，還是一個蘊藏無數機會的巨大風口。并且這項舉措是綜合型的，影響的不僅僅是經濟領域，還能對政治、文化、生態、社會和軍事等領域產生巨大影響。該《意見》罕見地20次提到生態這個詞，重點提及9個重點區域建設，10次提及‘人才’和‘科技’。‘西部大開發36條’將為疫情后中國經濟恢復注入一大動力！西部缺乏人才、技術、資本和市場規模，如何突破這些瓶頸還需要更深入的改革和更大幅度的開放。第（二）條有關教育的發展是個利好消息。‘在西部地區布局建設一批應用型本科高校、高職學校’，應用型本科和高職學校符合當前我國產業升級、高質量發展的需求。在資本市場方面明確提出，要提高西部地區直接融資比例，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在境內外發行上市融資、再融資。”王毅院長還強調，“該《意見》第（三十三）條用地政策：繼續實施差別化用地政策，新增建設用地指標進一步向西部地區傾斜；第（三十四）條人才政策：允許退休公職人員按有關規定在西部地區創業，允許國有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按有關規定在西部地區兼職并取得合法報酬，尤其值得社會重點關注，這將對新常態下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具有重大指導意義。而拓維智庫已于月前在成都籌備西部智庫基地，助力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歡迎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共同參與我們拓維智庫及其西部智庫基地的建設。”
楊兆波先生高度贊揚了王院長對于“西部大開發”深刻且獨到的理解，并發表自己對“西部大開發”的看法：“西部生態經改革后早已變得郁郁蔥蔥，這是個充滿生機的地區，蘊藏著無數的發展機會，同時這也意味著需要大量的智力資源。拓維智庫于一月前選在成都創立首個西部智庫產業基地，這本身就說明了拓維的前瞻性及其獨到的眼光，于當地于拓維智庫本身，都是一件雙贏的事。”
二、社會啟蒙與思想智庫引領
作為中國首個思想型智庫的創始人，王毅院長談到了拓維智庫二十年前進行全國首例省部領導訪談的智庫啟蒙，以及這二十年來的智庫建設成果。
拓維智庫誕生于改革開放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初現端倪之時，脫胎于改革開放走向縱深的一系列“問題意識”之中，成長于繁榮與問題交織的近二十年間。作為中國夢思想理論體系的原創研究者和國家高層智囊機構，拓維智庫現有9個研究所和18個海外工作站，擁有包括中央黨校、國研中心、國家發改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聯合國相關機構等的一流學者在內的300多名研究員和100多名擁有豐富政府治理經驗的省部級專家顧問，以及來自北大清華等首都高校的3000多名博士、博導組成博士團成員。拓維智庫及其首都高校博士團作為中國最早的專門研究中國問題和區域戰略的綜合性頂層智庫，22年來，其原創的中國夢思想理論體系和五位一體國家戰略布局體系已先后為國家高層釆納，其先后在閩三任省領導支持下打造的海峽西岸經濟區和海峽經濟區案例，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例集原創研究、課題立項、咨政研究、高層溝通和國務院批復及至項目落地的全程綜合性智囊服務案例。其打造的國家倫理體系與五位一體的山東膠東半島案例是國內最早的前瞻國家“五位一體”戰略、進行“五位一體”量化指標體系研究并成功運用于地方試點的案例。其打造的中國道路三個三十年微縮樣板的紅旗渠試點案例引起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得到中央高層領導的高度關注。二十多年來，其關于中國道路研究的系列原創研究成果和五大國家級經典案例，均先后為國家高層釆納，并廣泛影響了大批國家高知精英群體，在中國范式研究、中國知識體系構建和區域治理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社會啟蒙和區域試點。自2013年始，以中國道路和中國夢為主題，相繼舉行了五次大型的研討會。累計有來自國內外各個知名高校和研究院的300多名資深專家學者、來自全球30多個國家的100多名駐華大使和留學生代表、來自國家各部委和相關省市政府的100多名官方代表、來自全國各地的100多位知名企業家代表以及來自兩岸三地的100多名一線媒體記者，共計上千人參加了會議。
目前，拓維智庫出版或正在出版第二軸心文明暨人類新文明體系的系列叢書。包括，《人類新文明宣言：第二軸心時代的整體躍遷》、《信仰密碼：生態文明時代的倫理價值總綱》、《中國大轉型：人類新文明坐標下的中國夢體系建構》、《新三十年的公共治理選擇》等。
楊兆波先生給予了拓維智庫高度的評價：“這是我這么多年來見到的唯一做實事的智庫機構，這正是國家需要的智庫機構。中國已經到了厚積薄發的時刻，非常需要理論與思想的支持，拓維智庫做的正是思想層面的事，因此我認為拓維智庫具有非常大的發展前途！并且拓維學者是真正的思想者，是真正具有民族情懷的智慧家。拓維智庫這二十多年來的實踐成果令我非常地震撼，這是個真正干大事的機構。我非常期待能與拓維智庫開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三、智庫賦能與智庫基地建設
王毅院長談到了目前拓維智庫正在做的一件大事——在關于中國范式的原創理論成果下圍繞智庫發展的全產業鏈建立區域特色智庫基地。這是拓維走向產業化、規模化發展的第一步。西部智庫基地正在成都加緊籌備中，成功后預估將會有每年數十億以上的產值。智庫基地的建設，于當地區域發展與智庫本身都是一件受益頗多的事。智庫基地建設成功后，將為當地政府、大中型企業與高端社會精英服務：給當地政府優化公共管理系統，做頂層設計、區域發展戰略與產業規劃落地等；幫助大企業及上市公司做頂層設計、戰略轉型和營銷通路及市場終端系統建設等；幫政治家、企業家個人及其核心家族成員做一些系統的生涯規劃，以規避系統性腐敗風險；還可幫助政府、上市公司、各行業建立智庫基地；也可托管國內其它處于發展初期的智庫，幫助它們轉型升級。這樣一來，拓維便可成為一個超級智庫孵化器。目前，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們團隊構成方面已比較成熟，并且擁有一套成熟的智庫生態系統理論模型和很多成功的智業實踐。并且拓維智庫不僅僅在國內進行智庫基地建設，而且也同步在全球進行智庫基地布點，現有幾個國家的總統顧問都與我們進行了洽談，打算在國外也落地一些智庫基地。目前，我們已于巴基斯坦政府達成初步意向，參照中國特區經驗，擬于伊斯蘭堡建立一個“中國特別經濟區”，幫助中國產業企業集群跨境發展，助力中央政府進行智庫外交。
楊兆波先生高度稱贊：“王院長把拓維做到這個程度實在是太厲害了！我認為拓維智庫就是中國的‘蘭德智庫’！是中國最成功的智庫！目前沒有任何一家的智庫做得像拓維這樣！這就是中國智庫的發展方向！在中國智庫界具有引領性作用！”同時，楊先生表示他前段時間接觸的一個南太平洋島國的總理朋友，目前也迫切需要國家轉型和區域轉型等方面的智庫建設服務，希望可以促進王毅院長與他的見面合作事宜。
四、后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重啟
王毅院長就目前疫情形式下中國經濟的發展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受全球疫情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遇到極大的阻力。通過此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可以反思出：必須要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與轉型升級。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創造財富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我們必須要堅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主線，在此基礎上對傳統實體產業進行企業內部的轉型升級，以適應新時代的經濟發展規律。同時這也體現了思想智庫和戰略智庫的重要性，它能為遇到問題的企業提供戰略性的指導意見，為其設計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案，幫助企業渡過疫情難關。我們應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全面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上半場暴露了我們制度的一些局限性，下半場凸顯了我們新型舉國體制的優越性。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的能力。我們的體制無比強大，但我們的體制也有其脆弱之處。后疫情時代我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可能會更加復雜，確定以及不確定的風險可能會不斷增加。因此，我們要在黨“領導一切、統籌全局、協調各方”的總前提下，保持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的三足鼎立，提高我們的原創研究能力，擴展我們的“思域空間”，提升我們的文化軟實力，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
楊兆波先生就“后疫情時代的發展”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疫情的暴發真正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此次疫情大考讓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中國體制辦大事的動員能力以及中國具備的大國情懷與高度責任心，中國本著‘早’、‘快’、‘透明’原則和世界分享疫情信息，但目前國際上出現了一些顛倒事實抹黑中國的言論，這令中國人民非常氣憤。我認為中國有必要注重培養能夠引導國際輿論走向的能力，在應對國際輿論戰時，能夠掌握主動權，不再被人牽著鼻子走。”
五、治理能力建設與治國理政思想
王毅院長與楊兆波先生就“治理能力建設”的某一方面“中央政府如何與地方政府合作問題”展開了對話。王院長認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某些特定領域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合作伙伴關系。如何構建適應新時代發展規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合作關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公共管理學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合作關系問題被認為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設的關鍵，能夠促使政府治理更具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同時不斷推進行政民主化。
楊兆波先生認為，一個國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不僅決定國家政治的穩定性，還決定著國家的興衰。中國中央政府需要跟上新時代發展的大趨勢，不斷改革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重新審視當前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減少對地方微觀事物干預，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科學配置央地職能，以法治方式調整央地關系。建立起新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作關系，強強聯合，推動中國治理能力的建設。地方政府要強化全國一盤棋的理念，自覺維護黨中央、國務院的權威。
王毅院長在談及“治國理政”主題時談到：“智庫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智庫的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前三十年是權威治國，主要靠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和綜合影響力；后三十年是專家治國，要靠各領域專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學習傳播西方二百多年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而新三十年的是智庫治國，要靠一批獨立思想家型的智庫學者進行體制層面的前瞻性的研究和試點。為什么叫智庫治國？前30年我們可以學蘇聯，后30年我們可以學西方，未來30年我們已無從可學，必須靠原創。而智庫尤其是思想智庫就必須在這個時代當中進行原創并完成啟蒙，對這個時代的走向進行前瞻性的研判，同時進一步提出解決方案。”
王毅院長強調，隨著中國改革由淺水區走向深水區，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五位一體”的協調發展，中國問題的復雜性也隨之增強。如果說以前作為單向度的改革，政府只要靠抓住主要矛盾(如經濟建設)改革就會成功;那么在今天，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已步入系統發展階段，現在可能僅僅因為某個環節的缺失，就會導致改革與發展的整個系統的停滯與失敗。這時，僅僅依靠某個領域的專家已經不足以解決當今中國的系統性問題，而只有集智慧于一體的智庫才能全方面地解決各種系統性的、綜合性的問題。這也正是黨中央多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關鍵所在。特別是在未來的三十年，智庫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大國崛起需要大國智庫，近五百年的九個世界性大國崛起的背后都有智庫的影子。如蘭德公司之于美國，野村證券之于日本。中國有望成為五百年來崛起的第十個世界性大國，中國對于世界的貢獻正在從器物層、制度層到文化層，所以智庫之于我們是如此之重要。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如此之近。同樣，我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之復雜也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一個危機與機遇并存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與最壞共存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智庫治國的大時代。
楊兆波先生肯定了王毅院長關于“智庫治國”的觀點，“這是個敬仰思想的時代，思想帶來改變的力量。首都高校博士團匯聚了三千多名具備頂尖學術水平的智者，可謂是思想的“源”，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力。拓維智庫這二十多年來的實踐成果證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離不開智慧的指導。我們要尊重智慧，肯定智慧在治國理政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六、從馬克思的《資本論》到智庫時代的“智本論”
王毅院長說：“時代正在轉型，過去是資本在引領著社會的發展，現在是智本在引導社會發展方向。由于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現在知識已經變得不再稀罕，稀有的是智慧。這個時代已經在悄然發生著變化，知識變得越來越廉價，而智慧則越來越被渴求。智慧經濟時代已經呼之欲出，智慧經濟是“正在發生的未來”，智慧經濟是對智本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經濟形態。智慧是一種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它引導著一個人、一個企業和一個社會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決定性意義。在知識泛濫而貶值的今天，我們需要通透的智慧來指引我們前行的方向，給工具理性注入價值理性的內核。我們也需要智慧所體現的“主體性”，以實現對實踐的敏銳觀察與指導。很可惜的是，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和很多企業都不具有智慧型思維決策能力，由此陷入發展停滯的困境。智慧是一種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它引導著一個人、一個企業和一個社會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決定性意義。很可惜的是，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和很多企業都不具有智慧，由此陷入發展停滯的困境。作為國內率先研究智慧產業全產業鏈的拓維智庫，由于自身生存發展需要，可以向缺乏智本的個人和企業提供相應的理論性指導服務，幫助企業和個人解決發展難題，以此來獲得一定的智力勞動報酬。這樣一來，智本也能變成具有生產效益的商品。”
楊兆波先生說：“我們需要認清這個時代正在發生轉型，學會掌握時代發展的相對真理。商品經濟規律引領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時代早已過去，現在智慧是指引道路前進的明燈。整個社會對智慧的需求都非常強烈，個人發展瓶頸期需要智慧的指點，企業發展困難期也需要智慧的指引，國家發展迷茫期更是離不開智慧的指導。智慧已經變成了熱門‘產品’。”
七、中國范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終極形塑
談話最后的主題圍繞“中國范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開。王毅院長提到了一個“大時代”概念，中國平均每隔三十年是一個大時代；每個大時代的社會運行規則等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前三十年，毫無疑問構成了一個宏大敘事的大歷史觀語境下的權威治國時代，他成就了人類制度文明史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專家治國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化進程，它的正資產同樣非常豐厚，同樣可以書寫在人類制度文明史上，我們在跟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原創，包括我們的從特區、開發區到西部大開發等的點線面的漸進式改革發展經驗。第三個大時代是什么呢？習近平總書記自上任以來開始撥亂反正，這個撥亂反正今天還在進行中。這次撥亂反正，無論是反腐、軍改和外交，還是一帶一路、精準扶貧、雄安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等系列舉措，導向了真正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第三個三十年必須是前面兩個三十年的正反合，對兩個三十年的體制的成果進行融合，對體制的弊端進行摒棄。換句話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終極“形塑”。中國的前兩個30年的發展道路，表面上看來，在治理形式上雖然方向迥異，但終極指向上都是在尋求一條大國復興的道路，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歷史過程。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量的累積，走到了漸進式道路的“收口”階段。“收口”階段的基本表現就是定型，我們的道路、制度甚至是行為習慣都有趨于定型的內在要求。未來30年的發展牽扯到一個理想社會模型。未來30年，中國社會應該是“三重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人和人和諧、人與自身和諧）與“五位一體”（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同時也實現了“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把這樣的社會簡稱為“三和五治”社會。
楊兆波先生對王院長提到的“大時代”概念給予了高度的贊揚，“王毅院長是真正掌握了時代密碼的智者，是難得一見的智庫領軍人才。令人最敬佩的不僅僅是他身上的智慧，而是甘愿將智慧奉獻給國家和社會的無私情懷。我相信，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在黨和政府及思想智庫等多種力量的合力下完成終極‘形塑’。”
據悉，王毅院長于本日上午10點整還會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知名專家翟保國先生，雙方就“智庫引領打造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示范縣”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等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討論，在相關領域達成了高度共識，決定共同推動相關區域示范試點項目。
（拓維智庫實習生偌曼整理撰稿）
